1967年10月17日,在历史罅隙中颠沛流离,经历三次登基、三次退位的溥仪,在北京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作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呼出了最后的一口气。

  1987年10月23日,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在意大利公映。这部横跨溥仪从孩提至耄耋的传记片,最初曾被批评为情节进展缓慢并且剧情模糊。尽管获得1988年的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也有影评人奖、金球奖等前哨奖站台,却依然不乏唱衰之声。当然,最终它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横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九项提名全中。主持人罗宾·威廉姆斯念出贝托鲁奇的名字后,他踏着中国风配乐步上台前,用意大利口音英语宣言:这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这一点我决不能隐瞒。

  迄今为止,这部电影仍然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电影的重要焊点——是西方最通行的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窗口,也是中国影人在西方电影世界寻找自我认知的镜鉴。冯小刚《大腕》(2001)中安排唐纳德·萨瑟兰饰演的国际大导演泰勒重拍《末代皇帝》,著名编剧芦苇也承认《霸王别姬》(1993)的剧本写作不自觉受到了《末代皇帝》的影响。

  宁瀛-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 ICAA国际艺术创意联盟第一届国际理事会理事,其作品曾多次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主要作品有:“北京三部曲”(《找乐》1992、《民警故事》1995、《夏日暖洋洋》2000);《希望之旅》2001 ,《无穷动》2005,《警察日记》2013等。

  著名旅美华裔电影演员。1976年因在《青春》一片中崭露头角,开始涉足电影。1979年参加了《小花》的拍摄,并凭借此片获1980年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1981年赴美留学,开始了她艰辛的异国之旅,于1987年成功的演绎了《末代皇帝》中皇后婉容的悲酸人生。她是第一位被美国电影学会接纳为“会员”的华裔演员。同时还不断出演中国导演的作品,其中包括《向日葵》、《茉莉花开》以及姜文作品《太阳照常升起》,李安的《色戒》。2014年还主演了美剧《马可波罗》。

  光绪帝为清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之二子,因死而无后,慈禧任命溥仪即位。溥仪生父载沣为奕譞五子,光绪之异母弟。因醇亲王之妻又是慈禧亲妹,双重亲缘的优势,让这个家族在新帝挑选的问题上,势必被优先考虑。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编剧特意安排福晋哭喊出她(慈禧)抢走了我的儿子,又抢我的孙子。但在日后的摄政王载沣看来,这个儿子已然是他自己获得帝国权力的理由。

  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在袁世凯要求下退位,仍享受皇室优待。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宣统帝溥仪再登宝座,但不到两周后就再次宣布退位。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政变,将皇室驱逐出紫禁城。此后溥仪长居天津日本租界。1932年,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溥仪受到日本扶植,在举国唾弃中出任满洲国皇帝。1945年日降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苏历经五年囚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学习改造十年,此间他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1959年12月4日,他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结束改造生活,成为普通公民。1964年被选为政协委员。1967年,溥仪患胃癌,不久离世。

  教科书上的溥仪总显得有些孱弱,一张扁平脸孔,永远紧闭的双唇,被蝇头小字简明注释为傀儡。61年人生,辗转数地,无业无家,甚至四分之一长度都在囹圄之中。他个人命运覆盖了中国最风云突变的一甲子,却从未成功地左右历史。时代的断面之间,他周而复始地被推上前台扮演着皇权的代表。而名义上占据一切权力的他,却似乎从来没能有一次机会拥有真正的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

  作为一个朝代、数个千年的句点,溥仪更多时刻是作为历史分段的连缀物被轻描淡写地谈及。坊间对他的兴趣,则久久围绕宫闱秘史、二三性事。他作为人的经历和感受,似乎是不必关怀的事。《大腕》中葛优扮演的摄影师戏谑地说:他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可以每天换一个,还由朝廷养着。我只有一个女人还跟我离婚了,我的一生才是悲剧。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24岁时就凭借《革命前夕》(1964)获得认可。70年代开始,通过尝试在国际上完成创作,他的《巴黎的最后探戈》(1972)《一九零零》(1976)引起争议和世界关注。他对法国《首映》杂志记者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不会拍这部影片。

  贝托鲁奇此前作品《巴黎最后的探戈》主演马龙·白兰度接受采访时说,贝托鲁奇善于对演员从精神分析角度分享工作。也许正是得益于导演本人对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的聚焦,已经几乎被熔解在宏大历史当中的溥仪,得到一次机会。

  或许这种恢复终究难以客观,但它是填补历史缝隙的一种哀伤的可能性。迷茫、觉醒、情欲、野望、背叛、凡庸、顺从、抗争、重建认知,如梦似幻的一次回家--在银幕上,我们看到他褪尽荣耀与卑贱,恢复为人。

  相比历史资料上的记载,贝托鲁奇更希望通过曾经与溥仪有过接触的人那里收集信息,因为在这些人眼中的溥仪,才是作为一个“人”而真实存在过的。宁瀛就谈到了他在影片筹备阶段所经历的一段故事。

  《末代皇帝》筹拍期间,宁瀛对相关信息的渴求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有一段时间恨不得在大街上见到一个人就问他知道不知道末代皇帝的事。”当时宁瀛家住在鲍家街胡同,而溥仪进宫前的家——醇亲王府就在鲍家街。有一次宁瀛在家门口小店排队买烧饼吃,想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向旁边的人打听关于溥仪的事。结果真的有人就说认识一个老头可能知道一些。

  宁瀛跟着那人去了一个特别破旧的大杂院,见到了一个又脏又穷的老人。据老人介绍,溥仪到长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太监了,招了一些小年轻跟在他身边,老人当年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溥仪被抓,他们就被遣散了。

  宁瀛与老人聊了聊,发现他说不出什么东西,就说有时溥仪也是挺坏的,会打他们。“老头是单身,没有子女,说话能力很弱,溥仪的事他之前从来都不敢跟别人讲。”

  宁瀛带着这个老人去见了贝托鲁奇,结果老人更紧张,什么都说不出来。“贝托鲁奇给了我一个信封,让我送老头走的时候给他。老头一出门就哆哆嗦嗦把信封打开了,里面是几百块钱,在当时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而就在此前不久的4月份,文化部颁布了针对影视剧对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指明国际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室内禁止一切拍摄。但《末代皇帝》剧组恰好在规定颁布前提交了申请。或许作为意大利知名者,贝托鲁奇获得当时政府的充分信任。于是这部外国血统的电影,获得了令同行倾慕不已的、在紫禁城内重要场所实景拍摄的特权。这成为让人百感交集的中国影史花絮。饰演皇后婉容的女主演陈冲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一个没有游客的故宫里,能听到自己咚咚的脚步声踏在石板上。

  中国方面对拍摄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以保证紫禁城的建筑和文物不会受到意外破坏。由于拍摄期间进入片场的审核严苛,即使是庄士敦的饰演者彼得·奥图尔忘带工作证,也同样被拒之门外。

  最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幼小溥仪的登基大典,乃真正意义上唯一进入太和殿内部完成拍摄的影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拍摄要求被提出时,中国政府当然是慎之又慎地对待--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历经几个世纪,作为皇权的象征见证历史,不可在保护方面有所疏忽。推车、摇臂和灯光设备会给宫殿带来潜藏的撞击和火灾风险,权衡之后,最终这个段落仅由一名摄影师使用斯坦尼康拍摄完成。贝托鲁奇说:但如果我们那天没有去太和殿实拍,影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影片中故宫内拍摄的外景场面,宏大开阔。不但引人感慨,也在悄然表意。时光洗旧的城墙远没有横店那一座色彩鲜明,但却是历史确凿的沉默见证。而那些由数码CG创造出的巍峨光影,更无法与之相比。此后即便有剧组能进入故宫(如《大腕》),也只能在非开放区或一些不重要的宫殿外取景;在太和殿前千人汇聚,甚至因拍摄需要把英女王都拒之门外的豪举,恐怕再也无法复制。

  除登基大典一场戏是真正进入太和殿内完成拍摄之外,其余的内景戏份大部分完成于位于北京电影制片厂或意大利的摄影棚内。其中溥仪在伪满政权期间所住公寓的内外景(特别是加冕舞会段落),在长春故宫(现称长春伪满州国故宫)拍摄,历史上的溥仪1934~1945年间居住在那里,现在已经成为吉林省博物院。而后还有不少拍摄相关题材的影视剧,会去那边取景。

  在故宫实地取景,以及在民间收集大量的信息,贝托鲁奇在尽一切可能试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末代皇帝。“当时棺材里的骨头能挖出来看的我们都会去看,”宁瀛告诉记者。

  《末代皇帝》当年共拿下九项奥斯卡奖,在中国的放映也可谓大卖,一部影片的盈利就养活了北影厂六年。但国内仍有一些声音说这是一部不懂中国的外国人拍出的电影。宁瀛收集了一些当时国内表达批评声音的报纸读给贝托鲁奇听,贝托鲁奇听完后对宁瀛说,“只有你和我知道,这部影片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是抱着拍摄纪录片的严谨态度去做得调研。”

  ”宁瀛回忆这段往事,觉得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电影永远没有一个完全理想的创作环境,就像你站在一座广场上,也许往哪个方向走都可以走到电影的终点,当有一个个障碍把你拦下来的时候,你的方向反而越来越清晰。”

  著名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曾受邀前往,不过由于同期正担任电视剧版《末代皇帝》的顾问,因此朱先生坚持仅以来宾身份进行探班。在此前的长谈中已发现自己与导演观念分歧严重的朱老,在看完内景的布置之后大吃一惊。其后在《文汇报》以回信形式发表了一篇名为《不能离谱儿 --谈电影末代皇帝的典型环境》的文章。委婉地提出一些批评:不少内景并不按照实情搭建,府门院落可能表现出导演不了解当时的宅门规矩,甚至有些塑像过于夸张,简直无法理解。

  当然朱老最后客气地表示,我没看这部影片,不能全面评论;……也可能整部影片很好,只是我所接触的小部分不好,那就不得而知了。

  专注于建筑规制的朱老难以接受贝托鲁奇的创造。但在这个西方艺术家眼中,叙事和表达显然比一板一眼刻意复现更加重要。令朱老感觉到最奇特的,正是指慈禧太后撒手人寰一场的怪异布景。片中的刚被钦点的小溥仪自顾自离开母亲,来到了一个仿若阴间的场所。这个理论上应是慈宁宫的地点竟然烟雾缭绕,数十宫女太监着诡异袍服垂手而立。小溥仪观察着殿内面目狰狞的罗汉像,一路小跑到奄奄一息的慈禧身前,看到旁边的锅里炖着一只仍然没有死透的乌龟。在这样离奇的场景当中,面如白纸的慈禧几乎可以说是突兀地对眼前的孩子展开一段独白,然后仰面死去。

  为了实现奇幻感,摄影用了约 12mm 的广角镜拍摄这个场景,并精心设计布光来表现盘龙柱等等细节。美术指导Ferdinando Scarfiotti在各地不同寺庙中找到两三种元素,整合在这个并不存在的空间之中。影片参考了大量慈禧生前装扮成观世音菩萨的照片,仿照图中侍女的模样为这场戏的群众演员设计服装。

  显然,这样的创造不止一处。这是一个西方人在观察中国。他以客人的目光敏锐察觉到东方文化氛围中的奇妙与诡谲之处,并以视听语言加以传达。贝托鲁奇是一个钟情于即兴创作的导演,他不习惯提前准备好细腻的故事板和分镜,而喜欢在拍摄前偶遇灵感。面对陌生古老的故宫、恢弘壮丽的场景时,他说:我非常担心迷失自我,找不到走出去的线索,但每天却都能找到答案。当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答案就浮现出来了。

  摄影导演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在片中直接使用或者高超模拟自然光,拍摄出故宫古朴庄严的美感和东方韵味,其高超技巧和通过布光、色调所传达出的情绪为电影迷与摄影爱好者津津乐道。斯托拉罗清楚阐明《末代皇帝》当中表情达意的色彩语言并不是观众和影评家的臆想:我用光来表达溥仪人生的不同阶段。红色是血液的颜色,它作为闪回的开端,随着城门的打开而切入。橙色是温暖的颜色,作为代表家庭和紫禁城的色调。黄色是皇帝的身份象征,也是太阳的颜色。绿色是教师的自行车和帽子的颜色,代表着知识。不过,紫禁城中只有前三种颜色,因为它仅仅是现实的一部分。

  贝托鲁奇的即兴与随意还同时体现在了演员的选择上。宁瀛在采访中透露,贝托鲁奇喜欢邀请见面时有好感的人演一个角色。宁瀛认为这是意大利导演的一个绝招,“演员并非以专业非专业划分这么简单,有的人生活中就已经非常完整了。另一方面,贝托鲁奇有时希望用电影记住这个人。”

  除了陈凯歌、宋怀桂等,《末代皇帝》中“客串”的角色其实比比皆是。宁瀛透露,《末代皇帝》中有一场溥仪大闹学堂的戏,里面有个被溥仪逼着喝墨汁的大脚,那个演员张良斌其实是当时合拍公司派驻在剧组的两个项目负责人之一。“张良斌不讲外语,在剧组经常不说话,脸长长的,嘴角紧闭,一丝笑容都没有。贝托鲁奇注意到了他,觉得他特别像自己心中的满族人。不过张良斌特别腼腆,不愿意演,贝托鲁奇就说找他领导,下命令让他演。”

  另外,电影中有一场戏,有个太监总管拿着小溥仪拉的屎给太医看,饰演那位太监总管的演员黄文杰其实是剧组请来的意大利语翻译,曾翻译过克罗齐的《美学》。宁瀛形容他是一位说话声非常富有女性特色、身姿非常优雅的男士,也是贝托鲁奇发掘了这位天生的好演员。在之后宁瀛导演的成名作《找乐》中,黄文杰还出演了主角,饰演一位有些娘娘腔的京剧票友。

  就连宁瀛自己也曾在《末代皇帝》中出演一个角色,“那个角色是溥仪在监狱里的仆人的老婆,仆人出狱,老婆来接他。”宁瀛的戏份没有出现在《末代皇帝》正片中,但被贝托鲁奇剪进了一个六集的电视剧版中。贝托鲁奇告诉宁瀛,找她出演,是希望能用影像记住她。

  《末代皇帝》的电影音乐分别在东京、纽约与伦敦完成录制,由海顿·宾达以及汉斯·季默等为唱片发行进行整合编辑。担任作曲的艺术家有三位,其中包括坂本龙一(日本)、大卫·拜恩(英国)和中国人苏聪。三种文化背景的艺术家配合创作,西式交响的澎湃加之东方的神秘韵味,让《末代皇帝》的配乐也成为经典。

  片中知名度较高的序曲由大卫·拜恩完成,阪本龙一则负责了绝大部分插曲。在《末代皇帝》之后,贝托鲁奇还与坂本龙一在《遮蔽的天空》(1990)、《小活佛》(1993)等片中合作。作曲之外,坂本在片中也饰演了甘粕正彦满映理事长一角。阴影后的面容阴邪深邃,颇具魅力。

  应坂本龙一之邀,苏聪帮助完成琵琶编曲润色,并独立完成插曲《Lunch》。30岁就凭借此片作曲身份拿到奥斯卡的苏聪,目前已经在德国娶妻生子,事业也稳定发展。依照苏聪的说法,贝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时没有固定剧本,即兴创作。他还评价道,《末代皇帝》引起的强烈反响是当初始料未及的,甚至有些夸张。不过,作为一个高起点,对于他音乐事业的影响自然重大。

  贝托鲁奇在中国要见的人,宁瀛都会先去采访一遍,然后把对方的谈话内容整理出一个大纲,贝托鲁奇看过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和这个人接触。

  宁瀛透露,《末代皇帝》的作曲之一苏聪就是她向贝托鲁奇推荐的。“苏聪、谭盾、刘索拉等是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作曲系毕业的,都很有才华,当时苏聪还不是这一班最出名的。”宁瀛把这些人的作品都找出来听了一遍,觉得苏聪所做的曲子中有一小段电影里可能可以用到,就把这一小段给贝托鲁奇听。“他一听就说这个人我要见。”

  “苏聪是一个慌慌张张的人,走路、说话都让人感觉很毛糙,其实这就是他的性格。他和贝托鲁奇简短谈了一会就出门了,当时见面的地点是在北影的一个办公室,门梁很低,苏聪个子又很高,出门时一下撞在门梁上,撞了巨大的一个包。贝托鲁奇说这一撞是老天让他记住这次见面。”宁瀛在回忆苏聪与贝托鲁奇的初次见面时说。宁瀛透露,后来电影中所用的苏聪作曲的音乐就是她给贝托鲁奇听的那段音乐。

  1972年当贝托鲁奇筹拍他那部惊世骇俗之作《巴黎最后的探戈》时,他的同胞也是师辈的安东尼奥尼正在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的安东尼奥尼遭遇了中国境内声势浩大的批判。当时贝托鲁奇声援安东尼奥尼,认为“这部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记录片《中国》是真正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那场风波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而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现代思想之间发生的冲突。十多年后,当贝托鲁奇带着由150个中国人,100个意大利人和20个英国人组成的摄制组来到中国,他在“历史”与“故事”之间,首先选择了“故事”。

  在贝托鲁奇的镜头下,不单单是溥仪,就连那些面目可憎的小人物,也承载了这个异国导演深沉的情感。“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在陈冲的印象里,贝托鲁奇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的演员的导演。“在现场他经常对各个部门发些小脾气,这个不对那个不多,但一转身看到演员马上就露出笑容。他还特意把和演员的合影放在皮夹子里。”

  好的导演,往往在演员身上倾注了极大的感情,陈冲回忆,有一场给她印象特别深。那场戏里婉容从日本人的医院里回来,身体特别虚弱,在别人的搀扶下缓缓走上旋转楼梯。贝托鲁奇花了很大的功夫让摄影机沿着旋转楼梯一直跟上来,“摄影机就像他的眼睛,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婉容。”

  电影中还有一场陈冲、尊龙、邬君梅三个人的床戏,“拍摄时贝托鲁奇在旁边看着特别羡慕,然后说我也好想上床。”陈冲大笑着说。

  宁瀛结识贝托鲁奇是通过老师介绍的。当时在宁瀛在意大利中央电影学院学习,当得知贝托鲁奇在筹备一部关于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电影时,宁瀛的老师就把她推荐给了贝托鲁奇。“当时是在一个活动上,贝托鲁奇给我留了电话号码,让我去他家找他。后来我在他家见到了他和另外两个编剧,简单聊了几句。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他说不知道该给我什么样的工作,让我先回去,保持联系。”

  宁瀛是个有心人,没有轻易放弃这个向大师学习的好机会。她给家里写信,让家人把国内所有关于末代皇帝的书都帮她找来。

  《末代皇帝》的第一稿剧本出来后,贝托鲁奇拿了一份给宁瀛看,“我就给剧本逐场地写细节补充、注释。剧本大概不到一厘米厚,我写的注释有两厘米厚。”

  宁瀛举例,电影开场有火车从苏联开到中国境内的画面,她找到资料表明当时火车的车窗上贴满了俄文报纸。婉容仇视日本人,往他们脸上吐吐沫的情节也是宁瀛在搜集资料是查到的。

  剧本注释写完后,宁瀛就拿着它去了贝托鲁奇的办公室。“贝托鲁奇拿着我写的注释进了办公室,我就在楼道里站着,不知道该回去还是等着。结果贝托鲁奇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说咱们约个时间,我要和你谈这个事情。”

  之后贝托鲁奇一直把宁瀛带在身边,包括到中国看景,和各方人士见面谈话等等。

  《末代皇帝》中有一些亲热戏,因为审查的关系,这部分戏不能在中国拍。为此,《末代皇帝》剧组专门在罗马的摄影棚搭了一部分紫禁城的景,用以拍摄这部分戏。这些亲热戏在中国上映时也有所删减,宁瀛透露,“这件事每次贝托鲁奇提起来都很不愉快,‘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敢删我的戏,我的戏都是我亲自决定改怎么剪。’”最满意163分钟版本

  本片存在两个长度不一的版本,即使是最短的公映版也超过两个半小时。另一个长达219分钟的版本,是为意大利电视台剪辑的迷你剧版,根据需求剪成四段,每段55分钟,在电视上分次播放。在CC发行的DVD中,贝托鲁奇承认163分钟的公映版是自己最满意的一版。然而加长版当中的很多细腻段落同样动人。

  如:溥仪在厕所被酒醒后,缓缓弯腰捡起了他的圆框眼镜,镜腿已经断掉了。他凝视了一会儿,想到了童年在宫中的经历。又如:奶妈给小溥仪讲着摇篮故事之后,溥仪睡去,而奶妈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她在生产后因为奶水充足,被选入醇王府成为溥仪的乳母,从此只能和自己的孩子永远分开。还有在溥杰也搬入溥仪的房间中后,加长版会比公映版则多出不少细节:两个人亲密相拥,举止有几丝暧昧。管理者递来一本历史书,要求他们大声朗读那些被简单化后的经历,然后离开。于是溥仪读出书上那些仿佛离自己很远的文字--王朝终结,皇族离开共和国……溥杰听着皇兄的朗读,不禁抽泣。

  香港影坛的两个Tony Leung--梁朝伟和梁家辉,都曾成为溥仪一角的候选人。其中,梁朝伟认为自己英语不够出色,谢绝了邀约。而曾经成功饰演溥仪的梁家辉没有接受这个角色,多少是顾及到恩师李翰祥的感受。之前李翰祥试图拍摄《我的前半生》时,却得知版权被意大利人捷足先登。贝托鲁奇无奈之余,并没有忘记对梁家辉演技的良好印象,于是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拍摄《情人》(1992)时,正是贝托鲁奇的推荐,让梁家辉得以出演男主角,走向国际。

  《末代皇帝》最终确定的主演尊龙,据说是第一个为溥仪试镜的演员。导演满意于他的表现,但对于直接选定第一个面试的演员还是心存疑虑,没想到围着候选清单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最初。

  尊龙是美籍华裔,儿时在香港经受京剧训练,移民美国后以戏剧演员为职业。通过《冰人四万年》(1984)《龙年》(1985)两部电影,他引起了主流电影界的关注,并最终成为了《末代皇帝》的男一号。彼时刚刚30岁出头的他,诠释了溥仪在年龄、身份、状态上跨度巨大的一生。他那张充满东方之神秘,又带着几分清冷的脸,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凭借《末代皇帝》获得殊荣之后,他曾一度成为香港广告片酬最高的明星,但尊龙性格孤傲。演完《末代皇帝》两岸三地有很多人找我,但他们的戏没有好剧本,我就拒绝了。辞演《霸王别姬》似乎是很多人为他扼腕的重大失误,尊龙始终表现得毫不后悔。总之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是偶尔客串些华裔黑帮。最近一次大规模现身似乎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而这个所谓的第五部也在市场上无声无息地滑过了。这似乎是他自行选择的结果。

  “尊龙开心时是个特别大方的人,老想请所有人吃饭。还喜欢唱歌,一群人在一块高兴了,就老想唱歌给你听。可以和他在一起玩的很开心,聊很多,但说完再见之后感觉一点都不了解他。”陈冲认为尊龙富有神秘感这点有时很像溥仪。

  在罗马拍摄《末代皇帝》的部分内景戏时,有的晚上陈冲会与邬君梅、尊龙一起去街上散步,“罗马街上有特别多的野猫。”陈冲也还记得又一次他们三人从罗马开一天的车到佛罗伦萨的一个小城拍戏,“那时仿佛生活在童话中。”

  18岁的小花陈冲在接受婉容一角时,已开始在好莱坞寻找自己的天地。当时26岁的陈冲从婉容17岁未经世事,演到这个女人痛失爱子、陷入疯癫。她的纯熟演技和身上弥散的东方之美让人迷醉。之后的陈冲,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渐渐展开,曾与大卫·林奇合作《双峰镇》。90年代之后,出演《红玫瑰与白玫瑰》(1994)、《面子》(2005),执导《天浴》(1998)……在国际和国内都获得声誉。近些年则开始频繁出现在大陆电影中,饰演那些具有成熟风韵的女性。

  邬君梅是女演员朱曼芳的女儿,16岁就在黄蜀芹《青春万岁》中演出角色,当时才读高一。19岁加入《末代皇帝》剧组时,她的片酬只有600元人民币。凭借文绣一角,她成为首位荣获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的亚洲演员。之后邬君梅赴美留学,后转加州洛杉矶大学电影系,开启在好莱坞的事业。中国观众对她的亲切感,则来自她曾在包括《宋家皇朝》和《建国大业》在内的多部电影中出演国母宋美龄。

  作为首部PG-13级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中出现了大量情欲片段和肉体裸露。但这些戏的拍摄被控制得相对并不露骨,更多也并没有强调挑逗意味,反而突出了作为中心的男性角色的一点惶然。

  在拍摄《末代皇帝》之前,陈冲曾到迈克尔·希诺导演的《龙年》(米基·洛克、尊龙主演)剧组试镜。当时陈冲应征的是片中一位新闻演播员的角色,“其实角色需要的口音、仪态我都不合适,但是选角导演很喜欢我,就一直留着我,不把我筛选下去。”陈冲笑着说。

  陈冲最终没有得到《龙年》中的角色,但当那位好心的选角导演得知贝托鲁奇在为《末代皇帝》寻找一位中国女演员时,他毫不犹豫地向贝托鲁奇推荐“别找了,就陈冲了。”这次推荐给陈冲帮了大忙。

  陈冲61年出生,邬君梅67年出生,都在上海出生长大,邬君梅的母亲朱曼芳还是陈冲的老师……作为片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角色的扮演者,在拍摄《末代皇帝》的八个月中,陈冲和邬君梅顺理成章地成了好姐妹。

  陈冲表示自己在剧组初遇邬君梅时就很喜欢,“她那时候还像个孩子,开朗、乐观、天真。”那时两人都处在女孩子最好的年纪,对生活、对爱情充满困惑和向往,陈冲透露,两人拍戏之余谈得最多的都是关于男朋友、情感的困惑等等。

  根据美国演员工会的规定,《末代皇帝》剧组给国外来的演员配备了房车以供休息,陈冲当然也有一辆。拍戏之余,陈冲常常邀请邬君梅去她的房车里休息。久而久之,不谙世事的邬君梅就把这辆房车当成了自己和陈冲共享的场所,常常在车里会自己的朋友,这时陈冲会“自觉”地在外面休息。后来邬君梅明白过来这是剧组给陈冲单独配备的房车时,直言非常不好意思。

  陈冲还特别谈到了一件让她感觉有些后悔的事情。尽管贝托鲁奇如此热爱陈冲这些演员,但她自己还是在片场跟他较过一次真,“伤了他的心。”

  在拍摄片中溥仪与婉容大婚的一场戏时,有仆人帮溥仪和婉容慢慢地把衣服脱掉,结果在拍摄过程中有仆人一不小心就把陈冲的衣服拉开了,“身体就暴露了。”当时贝托鲁奇没觉得有何不妥,反而认为很美、很自然。但陈冲害怕了,因为之前拍摄电影《大班》时她也有过暴露镜头,受到了当时很多中国观众的批评。

  那场戏拍完,陈冲马上找到贝托鲁奇和制片人,要求他们保证不用那个镜头,而且这个保证必须以书面形式写下来。“不是不信任他们,但这个镜头可能真的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问题。”当时贝托鲁奇对陈冲说我向你保证不用行不行?陈冲说不行。“他那天特别地伤心。”陈冲透露,因为这件事贝托鲁奇唯一一次对她发脾气,“你知道吗,我可以让你永远不工作的。”但后来两人很快就又和好了。

  1982年,在中意合拍的获得艾美奖最佳电视剧奖的《马可·波罗》中,英若诚凭借忽必烈一角获得意大利的“最佳电视男演员银猫奖”,在国际上获得声誉。198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在故宫探访《末代皇帝》的拍摄,被贝托鲁奇这个意大利人当场抓住:你来给我演电影吧。英若诚急忙婉拒:我现在是官员了,有数不清的公务,演不成啊。

  大概还是应当感谢时代,在剧组的奔走下,很快英若诚就接到了特批准许参演《末代皇帝》的通知。

  片中,英若诚饰演的这位真实存在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不但亲任影片的重要顾问,更现身了影片的拍摄。在英若诚扮演的金源宣读溥仪的特赦通知之前,一个操着浓重东北口音的男人在话筒前高声呼喊出溥仪的名字,把清皇室姓氏叫作爱新觉(jiao3声)罗,成为影片一件轶事。此人事实上就是真正的金源。他承担了政府的讯问和管理职责,惩戒了溥仪将近十年。同时也亲手教会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必要。更动人处,在于他终止了溥仪的自暴自弃--面对过去的错误,也不要把并非自己的错误全盘泼在自己身上。

  谈到英若诚,陈冲回忆,当年拍戏时有次和英若诚等人一起吃饭,聊起一个话题,谈到“砖窑”的“窑”用英文怎么说,“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英若诚脱口而出是Kiln。我当时候特别惊讶。”当时陈冲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外语学院上学时主修的也是英语专业,“他的英语好得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演戏时的英若诚对人物尊严、人性等的把握也让她这个专业演员佩服不已。“他去世那天,虽然是一个遥远、不那么熟悉的人,但真的感觉很惋惜。”

  电影中出现的那本借以论证溥仪罪证的《紫禁城的黄昏》,是庄士敦的名作,也是西方世界窥视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然而同样是由于这本书,因为庄士敦在中国的长居、与溥仪的亲密,在他自己的故乡,他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了一个与东方世界过度交涉的可疑者。西方世界对清末民初历史和溥仪的基本认知,也都是建立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作为《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这个欧洲人当然也深受它的影响,整部电影的基本框架也是建立在此书和《我的前半生》之上。在这部西方人拍摄的电影中,庄士敦的身上总是能看到身为全知者、观察者、救世主的形象。

  彼德·奥图成为庄士敦的饰演者。他是爱尔兰最知名的演员,包括《末代皇帝》在内,这位老戏骨前后八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遗憾没有一次获奖,提名未中的比率远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2003年,奥斯卡为奥图尔授予终身成就奖,这位老戏骨竟然去信拒绝,理由是这座来自贵学院的荣誉,好像是给我的演艺生涯划上了句号。……能否等我80岁的时候再颁给我,我自认还可以再干十年。最终,已71岁高龄的奥图尔还是出现在领奖台上,从梅丽尔·斯特里普手中接过小金人。他在致辞时说:我总是伴娘,从没当过新娘。现在我有自己的奥斯卡奖杯了,它将陪着我一直到死。

  其实尊龙演得虽好也帅,但中国人看他还真一点满族人的长相都没有,梁家辉外型上长得比较像溥仪吧

  对自我的审视乃至剖析似乎一直是我们的弱项,无论是通过自己的内心还是别人的眼睛。

  一直对慈禧去世那场戏的布景理解不了,但是电影仍然很好,尤其是英若诚的表演

  小时候去电影院看过,当年太小,不知道历史背景,看了就看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后来电视台重播,才知道当年拍得真的好细致